“太阳啊霞光万丈，雄鹰啊展翅飞翔，高原春光无限好，叫我怎能不歌唱！雪山呵闪银光，雅鲁藏布江翻波浪，驱散乌云见太阳，幸福的歌声传四方。翻身农奴把歌唱，幸福的歌声传四方。”当年农奴的女儿才旦卓玛优美响亮的歌声，表达了百万翻身农奴的心声，唱出了当家做主人的喜悦之情。这一歌声曾响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、大江南北，如今仍在时代的脉搏里流淌，牢牢地扎根在西藏人民心中。
为什么“翻身农奴把歌唱”？让我们用历史来回答这一问题。
大家知道，中国西藏地区 1959 年以前，一直存在的是封建农奴制度。在这一制度下，农奴没有土地所有权，人身依附于领主，受着沉重的地租和其他封建剥削，正如原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喜饶嘉措大师生前所说：西藏百万农奴过去备受压迫剥削，灾难深重，过着“人间地狱”的日子。
旧西藏主要分为农奴主与农奴两大阶级。农奴主占西藏总人口的 5% ，包括封建官府、寺庙上层僧侣和贵族，俗称三大领主。他们占有西藏全部土地、山林和大部分牲畜、农具、房屋、其他生产资料。每个领主都拥有大量的庄园。农奴主庄园既是组织生产、剥削农奴的经济组织，又是镇压农奴的基层机构。其中设有刑堂、监狱、打手，对不驯服的农奴和奴隶，可以打骂、处死或施以各种酷刑。
农奴阶级占西藏人口 95 ％，他们不占有土地， 没有人身自由，人身受“三大领主”支配。农奴阶级又分为“差巴”、“堆穷”、“牧奴”和“朗生” 不同阶层。“差巴”，是向官府领种一定数量的“差岗地”，从而为官府支差的；“堆穷”是未领到“差岗地”，只向农奴主领取若干克（ 1 克 =1 市亩）“份地”耕种，并在农奴主庄园中服劳役；“牧奴”给农奴主放牛羊的，受着承租牲畜的剥削；“朗生”意为“家中饲养的”。他们纯粹是奴隶，既无生产资料，又无人身权利，完全被农奴主占有，用于家内劳役。
农奴受农奴主残酷剥削，农奴主压在广大农奴身上有“三座大山”：
1 、差役如山。西藏农奴制下的支应差役，即乌拉差役，“乌拉”即无偿劳役的意思，差役如山，种类繁多，领主需要什么，就有什么差。乌拉差役分外差和内差。农奴向政府支应的差称“外差”，向庄园支应的劳役，称“内差”。“外差”主要由“差巴”担任，政府将“差岗地”租给“差巴”耕种、由“差巴”支应差役或缴纳实物，这是劳役、实物 兼有的而以劳役为主的混合地租。内差是纯劳役地租，主要由“堆穷”担任。农奴主把土地分成两部分：比较肥沃的土地作为庄园的“自营地”，瘠薄的土地作为“份地”，前者由领主派人经营，利用“堆穷”户支差；后者以奴役性的条件分给农奴“堆穷”户耕种。农奴为了领得“份地”，就要长年在农奴主的“自营地”上进行无偿劳动。一家四五口种 10 克“份地”的“堆穷”，一年要支付 300 ～ 400 天的差役，在主人的庄园劳动。如米玛是领主庄园的一户“堆穷”。他家种 15 克“份地”，每年支差役如下：长年差 1 人 360 天，修水堤 1 人 1 天，耕地 1 人（耕 牛 2 头） 4 天，运肥 1 人（黄牛 2 头） 5 天，看庄稼 1 人 60 天，收割 1 人 17 天，打场 1 人 2 天，运粮 1 人 2 天，割草 1 人 1 天，剪羊毛 1 人 1 天，运柴 1 人（黄牛 1 头） 4 天，磨青稞 1 人 4 天，磨菜油 1 人 1 天，修房屋 1 人 10 天，粉刷白灰 1 人 2 天，送信 1 人 1 天，还有“塔巴拉解”（意为凡能拿绳子的人出此差） 1 人 1 天，“铁布拉解”（意为凡有大姆指的人出此差） 1 人 1 天，“索拉拉解”（意为凡能手执镰刀的人出此差） 1 人 1 天。总计差税 20 种， 477 人日，耕牛 8 头日，黄牛 14 头日。以上所列还不包括宗教方面的差役。无论是“差巴”的支差，还是“堆穷”的劳役；也无论是“内差”，还是“外差”，其剥削率均在 70 ％左右。
2 、债务如山。放发债务主要是放发高利贷，这也是农奴主剥削农奴的主要方式。西藏的农奴主没有不放债的，以便把农奴捆在庄园里，达到进行长期剥削的目的。债利是农奴主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，如达赖家放债最多，债利收入占家庭收入的 25 ％左右，据 1950 年“孜恰列空”帐本上的不完全记载，达赖喇嘛共放高利贷债达藏银 3038581 两之多，年收利息藏银 303858 两。除通常借债外 ，还有强迫借债，即债主强迫把债务摊派给农奴，农奴不得不靠借贷度日。 特别是有两大债务对农奴最残酷，“子孙债”和“连保债”。所谓“子孙债”，即几辈人没有还清的债。根据法典，偿还子孙债是家庭子女的责任。有的债务已经欠了几代人了，债从何时借起，最初借了多少债，已经偿还了多少，农奴自己也不知道，全凭领主拿出“债据”为准。如墨竹工卡的次仁贡布的祖父向色拉寺借债 50 克（ 1 克合 14 公斤）粮食，他祖父还债几十年，他父亲还债 40 年，他又还债 18 年，大约还了粮食 4000 克。但当他还到第十九个年头时，债主说他还欠 10000 克粮食。所谓“连保债”，一户借债，几户作保；几户借债，全村连保。有一户逃债，众户偿还；借债户死亡，众户代赔。另外规定，欠债户死亡或逃亡，来接替耕种“差岗地”的新差户，要负责还旧“差巴”户欠下的债务。如墨竹工卡的农奴格桑，来到一个新庄园，原来 10 户农奴，其中 8 户逃亡，领主就把 8 户农奴的债务加在他和另一户未逃亡的农奴身上。他是一个租种 22 克土地的农奴，需偿还的债务竟高达 40 多万克粮食之多。对于欠债的农奴，领主可以任意抢走农奴的粮食、牲畜、农具，甚至他们的子女去抵债。
3 、牧租如山。旧西藏草场和牲畜也是三大领主的，牧租是牧主剥削牧奴的主要方式。牧租如山，既有“有生有死”式，也有“不生不死”式。所谓“有生有死”式，指租牲畜数不变动。牧主把牲畜租给牧奴放牧，繁殖幼畜归牧主，每年牧奴按所租养母畜数交纳酥油。一头母牛，一年要交酥油 6 至 9 公斤，约占母牛所产酥油的 55 ％。所谓“不生不死”式，是一种强制的剥削方式，农奴主将一些老弱牲畜强放给牧奴，长期按出租时的牲畜头数计租，尽管牧奴繁殖的幼畜可以归自己，而这些牲畜死亡率极高，很少能繁殖幼畜。对“不生不死”式的承租，牧奴是极不情愿，但没有办法抵抗，牧主强行摊派，摊派给谁，谁就必须接受，不能违抗，凡是“接受”了“不生不死”式的牧租，永远不能退租，即使这批牲畜全死光了，牧奴的子孙后代也要按原来定额向牧主交租，成了还不清的“子孙债”。如果这户牧奴人家死绝，他们承租的畜租要转嫁到他们的亲戚、邻居身上。
在封建农奴制度下，居住在世界最高处的广大农奴生活在世界的最底层。他们没有人身自由，受三大领主役使、压榨。在西藏，农奴没有自由的迁徙权，未经允许不得离开领主。得到允许出外谋生的农奴，也必须每年向领主交人役税。不管你走到天涯海角，人役税象锁链一样，使你不得成为无属的自由人。农奴的人身自主权随时可能受到领主剥夺，农奴主可以把农奴作为陪嫁转送给另外的领主，可以把农奴租让、赠送给其他领主，甚至可以把农奴用于赌博，抵押债务，或买卖。 1943 年，大贵族车门·罗布旺杰把 100 名农奴卖给止贡噶珠康萨的僧官洛桑楚诚，每个农奴的价钱是藏银 80 两。另外，他还把 400 名农奴送给功德林寺，抵押所欠债务。农奴主掌握着农奴的生、死、婚、嫁大权。农奴主一般只准农奴在自己所属庄园范围内通婚，如果超出这个范围，男女农奴结婚，要事先取得双方领主的同意。农奴子女一出生，就登记入册，注定终身为农奴的命运。
旧西藏法律只维护三大领主利益，如《十三法典》、《十六法典》，其中明文规定：“人有等级之分，因此命价也有高低”。“下等人命价为一根草绳”。如按伤人赔偿规定，凡仆人反伉主人，而使主人受伤较重的，应斫掉仆人的手或脚；如主人打伤仆人，延医治疗即可。如抗犯活佛，则要受到更严厉的惩罚。按照法典规定，农奴“勿与贤哲贵胄相争”，甚至规定“向王宫喊冤，不合体统，应逮捕鞭击之”，连农奴喊冤也有罪。由于法律不保护农奴，使得统治者更是有恃无恐，肆无忌惮地残害农奴。农奴主可以随意打骂、处罚、监禁、乃至处死农奴。农奴主对农奴施行刑法极其惨酷。较轻者，施行鞭笞，鞭笞往往当众进行，不论男女都得脱光下身，用长柳条抽打屁股；较重的刑罚有剜眼、割耳、砍手、断足、剥皮、抽筋、投水、投入蝎子洞等等，后两种刑法尤其野蛮和残酷，投水即把农奴缝在一个牛皮袋里，仅留头在外面，然后丢到河里，随流漂泊，慢慢把人淹死；凡是农奴反对达赖政府，都把他投入蝎子洞里，然后很快被成群的蝎子螫死。农奴主还经常用农奴人体器官进行宗教活动。西藏历史档案曾有如下记载：“为达赖喇嘛念经祝寿，下密院全体人员……，急需湿肠一副，头颅两个，各种血、人皮一整张，望立即送来”；“本处需进行天女敬食佛事，需头颅四具，肠子十副、净血、污血……各种肉、各种心……等物，务于２０日送来。”旧西藏广大农奴确实过着“人间地狱”的日子。
正如藏族民谚所说，“农奴身上三把刀，差多、租重、利钱高；农奴面前三条路，逃荒、为奴和乞讨”。由于三大领主的残酷剥削和压迫，百万农奴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。１９５０年的西藏有１００万人口，其中没有住房的就达９０万人。当时的拉萨城区只有２万人，而露宿街头的贫民和乞丐就达１０００多人。
1959 年西藏平定叛乱后，一场前所未有的民主改革运动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。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召开了三次全体会议，先后通过了《关于西藏全区进行民主改革的决议》、《西藏地区减租减息实施方案》、《关于废除封建农奴主所有制，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决定》、《关于西藏土地制度改革的实施办法》，宣布解放农奴主的家奴朗生，废除农奴主在１９５８年以前贷给农奴的一切债务，废除农奴对农奴主的人身依附关系，废除把人分为三六九等的《十三法典》《十六法典》等封建法律。这场伟大的民主改革运动，彻底摧毁了农奴封建制度，使广大农奴和奴隶翻身解放，当家作主，成了国家的主人、土地的主人，也成了自己人身的主人。１９６０年秋天，在短短的几个月里，西藏５１个县共废除高利贷８５０万克，减息折粮２．６万克；在谁种谁收政策下，农奴得粮２００多万克；约２万朗生安了家，得安家粮１８万克；２０万农户得到了土地，欢天喜地领了土地证。得到了自由和土地的农奴们，围绕着熊熊的篝火，日以继夜的歌舞狂欢。他们用民歌表达了他们的心声：“达赖的太阳照在贵族身上，毛主席的太阳照在我们穷人身上。贵族的太阳下山了，我们的太阳升起来了。”
民主改革，才真正使得西藏“百万农奴站起来了”，他们因而迸发出前所未有的生产热情。据历史统计数据，１９６５年比１９５９年，西藏的牲畜总头数增加了７７ . ９％，达到了１７０１万头（只）。１９６５年西藏自治区的成立，标志着西藏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体制得以确立。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，西藏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最快的时期。２００７年西藏国内生产总值超３００亿元人民币，人均达到１ . ２万元人民币。目前已实现了粮油肉基本自给，过去的百万农奴中相当一部分人的生活达到小康水平。
新旧社会两重天，过去是牛马，现在是主人。 如拉萨退休干部曲扎，昔日他和他的母亲、哥哥、妹妹都是大农奴主索康·旺庆格勒的家奴，母亲被索康·旺庆格勒的管家活活整死。索康·旺庆格勒原是旧西藏“噶厦政府”的四大噶伦之一，后同达赖一道逃往国外，现仍是达赖集团主要成员。民主改革以后，曲扎被政府送到陕西咸阳民院读书。 1965 年 7 月，他毕业后当了机关干部，曲扎退休后，住在拉萨东郊一个居民小区的一幢 300 多平方米的三层楼房。他说：“我经历了新旧两个社会，旧社会我当过家奴，当过僧人，西藏民主改革后，我和广大农奴、奴隶获得了人身自由，过上了幸福生活。”又如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热地，生在旧西藏，幼时曾经被称为“男鬼”，给牧主、部落头人和活佛等家里当过佣人，差点被杀掉、淹死，后来实在不堪压迫外出乞讨，弟弟被饿死，直到民主改革后，热地才结束悲惨生活。热地感慨地说 : “西藏自治区成立 40 年来的变化，最深刻的要算人的变化。过去占西藏 95 ％的、毫无人权、民主、自由的农奴和奴隶，社会地位发生根本变化，从会说话的牲口成为新西藏主宰自己命运的主人。我在封建农奴制的旧西藏，也是一个没有任何自由的奴隶，像牛马一样干活。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新西藏，我才是个堂堂正正的人。”再如著名歌唱家才旦卓玛，她的父亲曾是位制作首饰的银匠，在旧西藏是处在社会底层“贱民”。她小的时候也靠放牛牧羊来维持着艰辛的生活，后来是毛主席和共产党把她送到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学习，毕业后成为人民艺术家，先后担任过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和中国音协副主席、中国文联副主席等职务。这个农奴的女儿，看到过西藏农奴的辛酸生活，目睹了农奴翻身做主的幸福生活，亲身感受到了党的温暖，因此她一字一句唱出了的心声 : “唱支山歌给党听，我把党来比母亲。母亲只生了我的身，党的光辉照我心……旧社会鞭子抽我身，母亲只会泪淋淋。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，夺过鞭子揍敌人……”
从旧西藏到新西藏，百万农奴的经济地位、政治地位和人身权利发生了根本变化，以及西藏社会发生翻天复地的变化，这就是“翻身农奴把歌唱”根本原因。
（徐剑 写于 2008 年 3 月 16 日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