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们应该提倡穿中山装 

 近来出现的文化现象中，“汉服”运动算是比较引人注目的了，不知什么原因，现在有不少人特别是青年人喜欢上了汉服。如北京大学一群学生在“五一”期间穿着汉服，游颐和园；5月16日，516名青年学生身穿汉装，在武汉东湖磨山楚城广场上举行成人仪式；有人向教育部建议启用中国式学位服，并提供了以汉服为蓝本设计出的学士服、硕士服和博士服样式。据搜狐网、汉网开展的网络调查，有八成以上的网民认为应在一定领域内复兴汉服，七成以上的网民认为应将汉服改良成为现代学位服。有人把汉服热，看成是今年的文化标志。

我们需要服装，需要本民族的服装，汉服是不是我们需要的民族服装？还得要研究和分析。我国汉朝的衣服，主要特点是交领、右衽，不用扣子，而用 绳带系结，给人洒脱飘逸的印象。汉服有贫富的标志，身份地位的象征。如有钱人家穿的是绫罗绸缎漂亮的衣服，一般人家穿的是短衣长裤，贫穷人家只得穿粗布做的短衣。不同身份、不同地位，穿着不同的汉服，如冕冠服为天子及三公诸候、卿大夫祭天地明堂之时穿着，长冠服为夫子和执事百官，用在祭宗庙及各种小祀之时的穿着。由于种种原因，汉服却在三百多年前退出了历史舞台。如果我们现在提倡“恢复汉服”，要求大力穿汉服，这无非是又一次复古思想的重演。

汉服最大的问题是不实用，对于今天的人来说，无论是用脑力的，还是费体力，无论是种田的，还是在车间干活的，穿起汉服自然不很方便。所以汉服作为一种特定文化标志，只能在一定领域内恢复，在一定场合内展示，但没有必要大力提倡。

笔者认为现在应提倡穿中山装。中山装曾作为过国服，以孙中山先生命名。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，我国男子服装沿用着传统的长袍、马褂、瓜皮帽等式样。后来西装传入我国，并在一定范围内流行起来。当年孙中山先生认为，中国传统服装在实用上有不少缺点，穿着不能体现革命精神，而西装样式繁琐，穿着也不便，更不能体现中华民族的特色。于是他决心设计一款美观、简易、实用并能体现中国特色的服装。协助孙中山先生创制中山装的助手名叫黄隆生，广东台山人，原在河内开设隆生洋服店。1902年12月，孙中山先生到河内筹组兴中会，一次到该店购物，与黄攀谈。黄隆生获悉面前顾客即为革命党领袖孙中山先生，大为倾倒，恳切要求参加兴中会，愿为革命出钱出力。成了好朋友后，孙中山先生要和他共同来设计一套能体现中国国情的新款服装。他们参照西服的结构和中国传统服装紧领宽腰的特点，然后以当时在东南亚地区华侨中流行的一种“企领”服装为基础加以改进，并揉合了中国传统意识。在原来的立领上加上一个小翻领；依据国之四维（礼、义、廉、耻），在前胸设计了上下四个明口袋；依据国民党区别于西方国家三权分立的五权分立（行政、立法、司法、考试、监察）而确定前门襟为5粒钮扣；又依据三民主义（民族、民权、民生）而确定袖口必须有3粒扣子等；后背不破缝，表示国家和平统一之大义。 孙中山先生还设计了裤子，样式是：前面开缝，用暗纽；左右各一大暗袋，前面一小暗袋 (表袋)；右后臀部挖一暗袋，用软盖。当中山先生穿起自己设计的、也是世界上第一套中山装时说：“这种服装好看、实用、方便、省钱”。关于中山装的来历，还有一个版本。说中山装原由当时的军装改制而成。1919年，孙中山在上海居住时，有一次他将一套已经穿过的陆军制服拿到著名的亨利服装店，请裁缝改成“便服”。改成的“便服”不同于“唐装”，更不同于“西装”，店员便为之起名叫中山装。由于孙中山在海内外声望很高，这种服式便不胫而走，迅速流传全国。穿中山装的人越来越多，引起当时国民政府特别重视。在民国18年制定国民党宪法时，曾规定文官宣誓就职时一律穿中山装，以表示遵奉先生之法。

毛泽东同志一生喜欢中山装，从井冈山时期起，他就一直坚持穿中山装，因而国外朋友又称中山装为“毛式制服”。周恩来同志穿着中山装参加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和1955年的万隆会议，当时中山装被视作中国革命的象征，穿着中山装的周总理，代表了新中国的形象。邓小平同志也是喜欢中山装，无论接见外宾、还是视察，甚至出国访问，都是穿着中山装。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也在正式场合总是穿着中山装，显得格外庄重、坦荡和从容大度。

中山装连外国人也喜欢穿，马来西亚将中山装和马来衬衫列为国家的官方服装，以凸显马来西亚多元种族文化的特色。马来西亚还定于今年国庆期间率先推广这种新服饰。

上世纪一段好长时间，中山装曾是我国男子最通行和最喜欢穿着的服式，可不知什么原因，我国现在没有多少人穿中山装了。中山装具有我国民族的特点，穿着简便、舒适、挺括。曾作为中国男子的“国服”，我们没有理由扔掉中山装，现在应该到了提倡穿她的时候了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徐剑      2006年6月24日